2022年1月17日，国新办就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2021年我国人口总量有所增加，城镇化率继续提高。

据介绍，2021年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26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

值得注意的是：

从年龄构成看，2021年我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8822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5%；

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这是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首次超过14%。

此前有人口学者预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突破14%，将成为人口形势变化的标志性事件。

人口学界一般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

对老龄化两种不同年龄的划分，主要是基于不同国家对老年人定义、退休年龄等不同，由于全球老龄化和退休年龄延迟等趋势的到来，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也成为重要参考依据，国家统计局和历次人口普查中，也同时公布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和占比。

有部分学者认为，当65岁及人口占比超过14%，即意味着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这一定义也被一些官方人士引用。例如2019年12月底，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邓为做客四川省人民政府在线访谈，就全省养老服务发展问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指出，四川目前65岁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总数的14.17%，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不过，2021年5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曾指出，社会上目前有一些误解，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实际上，国际上一般有这样的认识：一个国家如果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超过10%，这个国家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如果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在10-20%之间，属于轻度老龄化阶段；20-30%之间的占比为中度老龄化阶段；超过30%是重度老龄化阶段。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是18.7%，说明目前中国仍然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

第七次人口普查

全国及各省区人口年龄构成（单位：%）

华侨大学兼职教授、高级统计师姚美雄向界面新闻介绍，不管是哪一种定义标准，都显示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基石，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0.88亿人、占比达7%，说明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随后逐渐加快，时隔21年突破14%。这将对中国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姚美雄介绍，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062万人，再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水平，全年人口净增加48万人，预计2022年将进入负增长。中国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2.1之下，已有30年，2020年跌至1.3 ，大大低于世界2.3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达国家1.6的水平，表明中国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中国育龄妇女总量持续减少，尤其20-34岁育龄妇女急剧下降，2025年将比2015年减少26%。预计2100年中国总人口将在7亿人以下，未来中国人口将处于总量不足、结构严重失调态势，呈现老年人多、青少年少的倒金字塔型，这将严重削弱未来中国实力、活力、竞争力和影响力。

国家统计局每年2月份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2019年，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0.8%、11.4%、11.9%、12.6%。因2020年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相关人口数据未单独在每年的统计公报中列出。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中国大陆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值得注意的是，有12个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4%。

姚美雄指出，在亚洲，韩国也是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韩国和中国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18年，韩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14%，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但他提醒，韩国与中国不同之处在于，韩国的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但中国的人均GDP刚过1万美元，因此“未富先老”的人口发展趋势需要公共政策及时作出回应。

老龄化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养老压力进一步凸显。姚美雄指出，2021年后，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人口相继进入老年，社会养老压力将浮出水面，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失调的人口结构不具备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养老压力正日益加大，养老的财政供给压力将相当大，家庭和社会都面临着养老风险的冲击。

今后高龄、独居空巢老人将进一步增多，这将带来严峻的社会问题。在目前的形势下，他建议大力构建家庭养孩与国家养孩相结合的新人口再生产机制体制。生孩养孩既是家事也是国事，新增人口是未来的创新创业者、消费者、纳税人、养老金供给者，是在为社会做贡献，社会要相应分担养育成本。国家要舍得投入，拿出真金白银，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强化鼓励生育的公共服务，让百姓愿意生孩子，养得起孩子。